今年夏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地区经历了破纪录的热浪。报道这些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难。除非事到临头，人们往往避免摄入这些千篇一律的负面新闻。由于缺乏可靠的调查数据，我们难以获悉公众为何对气候新闻如此漠然。我们同样无从知晓，缺乏基于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及时的气候信息，又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决策。 

当前关于中国公民气候意识的调查有限，结果也往往相左。根据调查方、年份和受访人群的不同，此类调查得出的结论从中国人“强烈”关心气候变化到“气候意识薄弱”不一而足。一些研究称中国的老年人“更受气候焦虑困扰”，另一些则称年轻人虽然关心气候议题但行动不足。因研究方法不一致，我们难以对这些调查结论进行横向比较。 

“中国人关心气候变化吗？”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即便是中国气候领域的专家也希望得到该问题的答案。然而，因民众的教育、收入和媒体素养参差不齐，要用几句话概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4亿人口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怎样才算“关心气候变化”呢？ 

在9月26日发布的《双碳》通讯中，来自上海的环保创业者Jing分享了她今年夏天的遭遇。因父亲突发疾病，她不得不暂停自己多年倡导、践行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转而向外卖、叫车和网购服务寻求便利。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仅在2020年，外卖行业就产生了160万吨塑料垃圾，占中国市政固体废物总量的3%。毫无疑问，中国外卖行业4亿多消费者的日常消费行为正在加速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呢？ 

或者，正如Jing所反思的，当人们处于“求生模式”、被眼前的现实问题压倒时，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气候变化的，尽管这个看似遥远而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在塑造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Jing的情况里，父亲的病情是她彼时全部的关注点；对其他人而言，经济压力、时间贫乏或政治抑郁可能已经令他们不堪重负。 

此类短期思维和行动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错失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时机。武装冲突、地缘政治动荡和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不应成为推迟气候行动的借口。相反，保护地球健康的努力应被视为建立和平、促进对话和推动改革的机会。 

别等进ICU了才关心健康，或气候变化 

在酷暑中照顾病危的父亲后，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可持续生活倡导者重新反思人类与地球健康

作者：Jing 

编辑：刘虹桥 

2024年7月21日，新疆乌鲁木齐。早上7点，父亲房间里呼吸机嗡嗡作响。护工正在倒尿壶，起床多时的母亲已在厨房准备早餐。我按掉闹钟，立刻投入一天的“工作”里：把父亲当日要服用的几十颗药按时间顺序摆放好。 

此后三天，全球有记录以来的高温纪录被刷新。而就在几天前，父亲才刚刚从重症监护室出院。因肺部严重感染，他在ICU躺了一个月。医生至今未能确定病因。父亲有糖尿病史，加上此前感染过“新冠”，他的身体非常脆弱。 

赶在父亲出院前，我给家里装了一台空调。父母居住的小区建于2000年代初，因隔热不佳，在热浪中仿佛“蒸笼”。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制氧机更是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热气，使得屋里酷热难耐。厨房是家里最热的角落，做饭几乎成为一项“酷刑”。 

在乌鲁木齐，这座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夏季高温纪录高达42.6°C。我们并不是唯一等待安装空调的家庭，空调在近年来成为紧俏物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到一台空调，感觉像是一场小小的胜利，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舒适，更是为了父亲的生存。 

自2013年起，我一直在上海生活。在这个离家2500公里外的大都市里，我是一名倡导可持续生活环保创业者。我还主持了一档名为《明日之路》的播客节目，讨论人们如何通过改变日常行为来推动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然而，父亲的病情迫使我在个人层面上直面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

63岁的父亲已成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人群之一。如今，他的生存依赖于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停电，他就无法获得维持生命的氧气。 近年来，中国很多城市都因季节性的制冷、供热需求而导致电力超负荷，出现“停电”、“限电”。为了防止最坏情况发生，我花了1000元人民币，买了一罐40升的氧气罐。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氧气罐，可以在停电时为父亲维持约40小时的呼吸。 

在老家照顾父亲的两个月里，我的生活完全围绕着他的生存展开，无暇顾及工作。我以往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注纷纷隐退。看到新闻中频繁出现的洪水、野火、热浪等负面消息，我开始变得麻木不仁，甚至靠刷搞笑视频来分散注意力。但在安静的时刻，我仍不禁想起：在极端天气里，还有多少人像父亲一样，仅一次停电事故，就足以酿成悲剧？ 

我的可持续生活信念与照顾父亲的现实需求发生了冲突。平时提倡可持续生活和减少消费的我，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汽车、外卖和网购。我清楚其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但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便利成了优先考虑的因素。每一天都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挑战而战。 

看着ICU的账单逐渐耗尽父母微薄的退休储蓄时，我甚至开始安慰我那一向节俭的母亲：“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但这话只对了一半。所幸我们有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而且我没有因为在上海买房而透支他们的储蓄，因此这一次我们可以支付父亲的医药费。但未来的任何闪失都可能让家庭储蓄捉襟见肘。无论如何，只靠金钱本身也不能让他康复。这让我意识到气候变化也是如此——而应对气候危机的资金尚远远不足。 

在乌鲁木齐的两个月护理经历将我从舒适区拉了出来，也让我开始质疑可持续生活的可行性。我开始认为，可持续生活似乎是为中产阶级或那些有经济能力选择的人所保留的特权。选择可持续生活需要一个安全网，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尤其是那些仍在为生存挣扎的人。 

更重要的是，健康与气候的脆弱性密切相关。联合国报告称，过去20年间，65岁以上人群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85%。在中国，一项对呼吸道疾病日常门诊的研究显示，在热浪期间，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增加了30%。全球范围内，超过70%的劳动力暴露在极端高温风险中，其中包括在健康危机期间成为许多人“生命线”的快递外卖员。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气候危机也是一场健康危机。”然而，正如我和家人一样，大多数人等进了ICU，才能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同样的，无论是人类健康还是地球健康，要是等进了ICU才开始重视就为时已晚了。 

我担心，等到气候危机到达临界点（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许多重要的临界点），我们将被迫进入生存模式，转向太阳能地球工程或核能等争议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在我们还有机会时治标治本。 

正如我们都理解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一样，我们也必须在损害不可逆之前采取气候行动。虽然个人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减少环境足迹，但整个社会必须在气候灾害准备、气候减缓和适应方面增加投资。 

今年夏天，我的父亲差点去世。在离开ICU一个月后，他才刚刚开始下地行走。即使是一次小病，甚至一次短暂的停电，都可能让他脆弱的康复前功尽弃。 我们的地球同样脆弱。人类目前采取的气候行动不足以阻止全球变暖，更别说逆转其造成的损害。

我希望我的父亲能早日康复，我也希望自己能生活在在一个健康繁荣的星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