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最高能源规划部门发布了一项关于煤电“低碳转型”的新政策。这项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希望通过生物质或”绿氨“掺烧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储存（CCUS）等技术，对存量煤电机组进行低碳化改造，对新上煤电机开展低碳化建设。 

在我看来，这项新政不太可能推动全行业转型或吸引大规模专项投资。相反，改造仅将限于在个别精心挑选的、由央企管理的优质煤电机组上测试优选的“低碳”技术。

虽然该计划设定了排放强度改善的目标，但并未具体说明应完成改造的煤电机组数量或装机量。缺乏绩效目标缺失，对此类“行动计划”来说并不常见。这表明政策制定者更感兴趣的是测试掺烧和CCUS技术，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这些技术实现全行业减排。

《行动方案》还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和保障措施。这进一步表明，能源规划者正在谨慎行事，力图在多个环境、能源和气候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虽然他们谨慎决策的效果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的是，该政策透露，在该国很可能错失其制定的“十四五”能源和气候目标的当下，能源规划者在平衡煤电集团利益、减少煤电行业排放方面所面临的空前压力。

据我分析，该行动方案看起来主要针对最新、最先进和盈利能力较强的煤电机组，以及为大型风电和太阳能基地建设、获批或规划的“配套设施”。虽然媒体报道着力于渲染后者的机遇，但前者才可能符合苛刻的前置条件。这些先进机组是行业领袖，而不是那些应该优先关闭的、过时的、财务困难的煤电机组。它们所在集团往往有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长久的多元化战略以及强大的国家支持，这意味着它们或有能力承担煤电“低碳”转型路径探索的成本。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外部观察者很容易将“煤炭”和“可再生能源”视为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但现实是，它们并非此消彼长。煤电和可再生能源沿着平行的的路径各自前进。但在两者有限的交汇处，可以看到煤炭行业奋力抓住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大潮中的每一根稻草为自己“续命”。

在中国设定“双碳”气候目标后不久，北京曾提出“先立后破”的原则。面对飙升的电力需求，中国的能源转型正在加速建设清洁能源系统，同时平稳地摆脱以煤炭为基础的系统。

中国的决策者显然清楚关闭煤电厂才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政策制定是平衡的艺术。无论是清洁能源替代，还是电网灵活性提升和储能能力扩展，都需要时间。眼下飙升的电力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而可再生能源尚不足以满足新增需求。要知道，中国疲弱的经济无法再承受一轮停电潮。

中国在环境气候治理上践行实验主义。今日回望《“中国制造2025”》，纲领中罗列的关键战略技术，并非每一项都达到了北京的期望，但那些起飞的技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池——带来的影响却是现象级的：中国规模经济效应缩短了全球学习曲线，降低了全球低碳转型的成本。

在围绕煤电“低碳化”改造所展开的诸多争论中，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碳捕集、利用和储存领域上复制此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功？虽然一直面对环境和安全方面的隐忧，CCUS仍旧被认作是难以减排的行业实现脱碳的重要途径。尽管各国和全球脱碳方案都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技术一直未能取得大规模推广所需的规模效应。

一个关键问题是，当局为何在这个节点推出改方案？《行动方案》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期末）和2027年（“十五五”规划中期）设定了两个检查点，此种跨规划周期的设计并不常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煤电“低碳”改造项目将在“十五五”期间继续进行，并很可能被带入后续的规划期。显然，规划者希望这些新项目能在煤电行业的“清洁和低碳转型”中发挥“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此前，中国曾表示将在“十五五”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

所有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如何区分实质性的减排努力和做做样子的表面工作。规划者或许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掺烧”技术标记为“低碳”，并将由此类技术出产的电力标记为“可再生”或“零碳”电力。但是，将其纳入绿色金融项目的目录和指南则需更为谨慎。

在7月18日发布的第十三期双碳通讯中，我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的沈昕一和全球能源监测（GEM）的于爱群合作完成了一份对此政策的独家分析。两位分析师认为，新方案充其量只会分散能源转型的重点，而最差的情况则可能导致“漂绿”和骗补。改造工程还面临半途搁置的风险。您可通过订阅双碳通讯，阅读她们的精彩分析。